? ? ? ?當前國際國內環境日趨復雜，全球價值鏈分工受到顯著沖擊。一些國家加速推進價值鏈分工環節的轉移與本土化，而全球價值鏈在不同生產環節的制造、加工工序、運輸等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暴露出這一分工在突發公共事件面前的脆弱性。數字經濟的興起，有助于推動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多元化配置與重構，使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調整更具彈性，以致向本土化、區域化、鄰近化演進。

一、數字化引領價值鏈分工轉型

? ? ? ?數據是一種新的生產要素，成為引領價值鏈分工的重要創新要素。由此，數字化正成為驅動全球價值鏈分工轉型與升級的一種重要途徑。在傳統價值鏈分工中，從研發設計、制造加工到運輸與營銷鏈條冗長，價值鏈上下游利潤空間被逐層稀釋壓縮。而數字化與智能化的商務平臺直接將供給方與需求方進行互動對接，去除了中間環節，縮短了價值鏈分工的鏈條，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并通過市場的迅速反饋，優化并創新了價值鏈分工不同生產制造環節，為企業針對市場個性化需求提供了差異化的競爭戰略。同時，產業數字化打破了大企業對價值鏈不同價值創造環節的壟斷，為中小企業參與價值鏈分工的競爭提供了可能，并促使傳統價值鏈分工的微笑收益曲線模式向扁平化轉變。重塑價值鏈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從而為中小企業占據價值鏈高端，培育自主品牌，促進價值鏈分工升級，實現彎道超越創造條件。

? ? ? ?一段時期以來，數字經濟充分展現了更具柔性的生產能力與抗沖擊力。例如，數字技術的線上教育、數字金融、智能物流、線上超市、數字醫療、數字化公共服務等新消費與新產業模式的興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面對異軍突起的數字經濟發展新機遇，加快推進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數字經濟與傳統制造業的融合發展，培育價值鏈分工的智能運營與競爭新優勢，推動數字經濟引領傳統產業基礎再造與價值鏈分工的升級，實現關鍵領域的自主可控，構建國內科技企業的大循環。

二、數字化推進價值鏈分工重構

? ? ? ?產業數字化加速推進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重構。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數據的產生與獲取、跨境傳輸、集成分析、數據挖掘、數據資本化以及市場化配置將顯著改變傳統價值鏈分工的治理模式，并為市場主體參與價值鏈分工創造更公平的分工地位與利益分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內涵演變與分工格局的重構成為必然。首先，在傳統價值鏈分工中，價值鏈分工的價值分配取決于價值鏈中掌握核心要素的上游企業，他們通過設置價值鏈的進入壁壘，占據價值鏈微笑曲線兩端的高附加值環節而獲取高額收益。其次，價值鏈上游企業協調各區域分工的價值創造活動、制定生產流程規則與產品標準，并且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形成縱向分工關系，而上游企業之間形成橫向分工關系。其中，上游企業占據價值鏈高端，進行研發設計或輸出核心零部件，而發展中國家企業處于價值鏈低端，輸出原材料或初級產品與加工組裝。

? ? ? ?產業數字化改變了價值鏈分工的鏈接方式，促使價值鏈分工參與主體之間鏈接更趨扁平化?；诋a業數字化的價值鏈分工使得各參與主體的決策更透明、信息更對稱，改變了中國與發達國家上游企業之間的縱向分工關系，并日益橫向化，為市場主體參與價值鏈分工提供了更多選擇、更平等的機會。同時，產業數字化有利于避免價值鏈分工鏈條過長而意外中斷的風險，減少了中間環節，提高了價值鏈分工的安全性。隨著數據要素的資本化與價值充分開發與利用，基于產業數字化引領的新一輪產業革命，將進一步推進高科技公司，特別是數字化程度較高的中小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重構。

三、數字化助力價值鏈循環

　　數字經濟對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助力價值鏈循環同樣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產業數字化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價值鏈構建的重要內容，為我國企業與沿線國家產業價值鏈分工提供了廣泛的合作基礎?！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主要為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上呈現梯度差異，數字技術基礎設施普遍發展不均衡，這為我國企業開發適合沿線國家特點的物聯網設備，特別是對擁有低成本和多場景技術開發經驗的中小企業開辟市場提供了機遇。另外，我國產業數字化程度高，在5G技術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更有條件與技術構建全球化的數字生態系統。由此，我國企業應該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帶動我國物聯網設備產品、技術、標準、服務的出口，培育并共建基于我國企業數據鏈生態的應用系統，充分實現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與互利共贏。

　　第二，數字經濟推動國內國際價值鏈分工雙循環。數字經濟是引領構建國內國際大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動能，標志著雙循環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重要特征。新一輪產業革命將加速數字經濟的增長，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推動傳統產業基礎再造與產業價值鏈分工升級，引導優勢產業國際化并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因此，產業數字化是雙循環的重要創新內容，將顯著提升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帕累托水平，大幅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促進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其中，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一帶一路”建設在推動雙循環中將分別發揮鏈接平臺與溝通橋梁的重要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社會環境正在發生劇烈變化，跨國公司將更加重視價值鏈分工的抗沖擊性與安全性，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調整和重新布局已成為必然。以往依賴進口的高端品牌消費需求回流國內高品質產品需求，產生進口替代，而出口企業則轉為內銷。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新消費模式與新產業形態大量涌現，為價值鏈分工國內大循環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為了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須積極推進產業數字化與智能化轉型，一方面有助于啟動國內超大規模市場需求，另一方面突破發達國家對價值鏈分工中戰略核心價值環節的控制，為推動我國價值鏈分工的內需循環、帶動國際價值鏈分工的外需循環增加新動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常態下國內外產業關聯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及對策研究”（15BJY075）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10月21日總第2030期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jingjixuebu/202010/t20201021_51977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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